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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感”依托于人性的深刻，而非奇情刺激******

　　作者：黄启哲

　　“高燃！”“大片！”“下次可以去当群演吗？”昨天是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一部由昆明公安推出的原创微电影《针途》引发热议。仅在抖音“昆明警方发布”平台，该片就获21万点赞。根据真实事迹改编，《针途》时长30分钟，没有一般刑侦影视剧里动辄惊天的阴谋算计，或是激烈的打斗大场面，而是聚焦审讯嫌疑人的心理战，扎实呈现人民警察如何破获一起爆炸案的真实过程，让观众直呼过瘾。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从导演、演员再到主题曲演唱，均由人民警察参与，他们的本色呈现让网友感慨：“刑侦片还是警察自己拍得正宗。”

　　这两年，一批由各地公安系统单位主导拍摄的微电影、短视频，频频在网络“破圈”传播。盘点近期，就有上海公安微电影《老潘的咖啡店》、广西南宁公安微电影《警徽荣耀之父亲的散文诗》、兰州铁路公安微电影《放弃》等一批作品热播。此外，还有石家庄市公安《奔赴》、芜湖市公安《抽丝》等一批作品即将上线。B站联合出品的警务纪实节目《守护解放西》即将迎来第四季。节目播出三年多来热度口碑持续走高，一度拿下9.0的超高评分，其中的“名场面”不仅警示大众，也成为年轻人“二创”的素材。业内人士认为，这些作品创新普法宣传手段的同时，凭借真实的案件故事、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以及日益精良的拍摄，渐成影视市场同类型作品的有力补充。

　　不用刺激观众的肾上腺素照样拍出悬疑感十足的作品

　　“刑侦工作就像一根针，只要你找到关键部位落地，轻轻一戳就破了”，这是微电影“针途”一名的由来，比起一般商业电影里用惊险的打斗、飙车来刺激观众的肾上腺素，这部由一线干警操刀的小成本微电影花了更多的篇幅去展现警察与嫌疑人间言语的针锋相对。

　　菜市场突现炸弹，经多方围捕，嫌疑人落网。可在审讯中，嫌疑人猖狂开启下一起爆炸案的“倒计时预告”。原来，爆炸案还有同伙，为此，公安干警兵分两路，一路外线查询线索、排查可疑人员；一路内部专攻审讯，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这个短短30分钟的微电影里，有叙事的变奏：故事从审讯室展开倒叙，在与“炸弹”赛跑的过程中，有与歹徒斗智的气定神闲，也有抓捕现场的紧张刺激。这个主要启用非职业演员的电影里，有人物：刑侦支队队长纳新制服嫌疑人勇猛无畏；审讯专家蒋彪审讯时不动声色、敏锐缜密；而刚当上警察三个月的年轻女警从见证前辈冒死行动的心有戚戚焉，到后来甘愿代替人质的大胆坦然，完成了人物的成长。这个以宣传普法为支点的公益作品中，一样有动人泪点：前辈为鼓励英勇制服歹徒的新人，讲起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在养老院冲向歹徒的故事——老警察不是因为患病糊涂忘了怕，只是还没忘记警察的本能。

　　很难想象，如此熟练镜头语言出自非专业出身的基层民警导演之手——在昆明市公安局宣传岗位工作的保航飞。原本这部为了参与内部比赛而拍摄的微电影，于去年12月29日上线，很快引发关注。昨天正值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有娱乐博主发文推荐“好会拍！好会演！”从而引发更广泛大众的转发点赞。

　　“剧组最大的开销是买盒饭”，影视人该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

　　比起早年间全权委托影视制作公司拍摄的“定向剧”，公安干警亲身参与拍摄演出的微电影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公安系统的“藏龙卧虎”——基层民警也能拍出不逊于专业影视的优秀作品；更难得的，是在某些投资不菲却剧情悬浮、表演浮夸的刑侦剧集短视频“霸屏”当下，表现出了刑侦罪案剧应有的扎实与正气。于是在各个平台评论区，网友留言赞赏作品的同时，都提到“毫无表演痕迹，比当下某些明星演得好”“细节严谨，比一些影视剧真实多了”。

　　相比于根据英模事迹二度创作的微电影，《守护解放西》更是将一线干警侦办案件、调解纠纷的现场以“不停机、无死角、全记录”的方式直接呈现给观众。除了拥有“还原真实”这一共同的“破圈密码”之外，节目中不乏幽默与人情味的花字也引发Z世代观众的共鸣。真实严谨也乐于“整活”普法的背后，是公安干警守护人民、传播正义之声的公心。而这，也恰恰是当下一些影视剧亟待补上的一课。近些年，悬疑刑侦题材一直是大小屏的热播题材。在激烈竞争之中，一些主创不是用大投资铺陈大场面来制造视觉奇观，就是找来高颜值偶像来神话主角；甚至在一些剧情中过分追求奇情刺激，从而使刑侦题材作品逐渐跑偏。

　　据介绍，《针途》剧组的道具服装绝大多数都是借的、凑的，演职人员都是义务参与，要说花费最多的，保航飞笑言是“买盒饭”。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却被网友赞为“拍出了电影大片的既视感”。它的朴实技法与扎实台词提醒创作者，“大片感”依托于对真实与人性的深刻洞察，而非营造奇情诡谲恫吓观众。就拿《针途》中嫌疑人人格分裂的呈现来说，脑内其他人格被具象化围在嫌疑人身边七嘴八舌，很有戏剧张力。

　　而像保航飞这样一线警务工作者“跨界”编导演的成功案例不在少数。秦明创作的“法医秦明”系列小说目前已推出13部，而基于此改编的影视作品已达十余部，可谓不折不扣的“爆款大IP”。参与到公安部“猎狐”缉捕行动组之中的吕铮，既是缉捕队员又是宣传组成员，在整理案件资料的基础上写就了小说《猎狐行动》，此后他的小说《三叉戟》又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相比于技法与艺术成就，他们更为人所称道的，是对于真实的鲜活呈现。如今还工作在法医一线的秦明，并没有因为坐拥爆款IP而放弃本职。对于他而言，起笔时向大众普及法医工作、消除误解的初心一直都在。而不放弃对于这份职业的敬畏，或许是影视从业者触及刑侦题材时，应当找回的公心。（黄启哲）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